毛达，北京地球村汞污染项目（清汞行动）负责人。他把在澳洲求学的经历和体会汇成文字，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分享！
澳洲环境游学杂记
毛 达
2006年3月
能够投这篇稿子，源于我开始在民间环保组织工作，因为深感分享与传递的重要性。能够在民间环保组织工作却源于我三年前到澳大利亚留学时选择了环境专业——一个自己其实比较陌生的领域。凭着一种叛逆和想象就走进了绿色的殿堂。不管将来会在环保路上如何走下去，那段在澳大利亚南澳州阿德雷得大学留学时所经历的事总会对将来的自己产生某种参照作用。现在就把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来的一些精华投于纸上与大家分享。
- 环境学科的尴尬
经过第一学期的懵懂，第二学期的入门，到了第三学期刚刚感觉良好的时候，我偏偏就要写硕士学位论文了。我的专业是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文理兼备的专业，因为环境问题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于此。因为“跨学科”，研究范围广，所以在选题时遇到了极大的麻烦，甚至是一种煎熬。一篇硕士论文要求的首先是要有创新，其次要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题目未必能够写成一片硕士论文。有时候可能因为题目“太大”，要写得好可能就变成了一篇博士论文了。还有时候可能因为资料数据难以获得。我在之前尝试研究珠江三角海岸管理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关系”，连跟相关的人说上一句话都很难。因此，综合这几个硕士论文的选题特点，选择一个本地的“中小”题目是最合适的。但是，这对中国学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需要硬着头皮，说着蹩脚的英语，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中去研究与搜寻。
最终，我选择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以南澳三所大学为对象作对比研究，终于展开了为时五个月的论文调研与写作。从当时的自我感觉、导师的反应和事后的结果来讲，这一选题都是很成功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在研究“我身边的事”，因此我才有幸对已经浸润了我一年多的环境学科本身有了最亲近的认识。
虽然论文侧重于大学校园的环境管理与实践，但是对环境学科的考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因为大学不仅与其他社会部门一样要追求环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它还担负着研究、教授和传播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的重任。在研究初期，一个比较明显的发现是：与环境相关的学科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主动联系与交流；本应该成为一个整体的环境学科系统因院系差别而被割裂。阿德雷得大学直接以“环境”命名的学科有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环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和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而这三门学科各自属于理学院、工学院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管辖。每个学科单拿出来，都是很有学术实力、非常优秀的，但缺乏互相融合的机制。在回答我设计的调查问卷时，环境科学系系主任直接批评：“面对跨学科的环境问题，这样分割的学科设置与管理并不理想”。而据我所了解的，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在澳洲许多其他大学看到。
其实在阿德雷得大学，涉及环境领域的专业还有很多，如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有一个跨学科的机构来承担。在阿德雷得大学，本应该起着学科交流平台作用的环境学（Environmental Studies）专业却身处“退化”的窘境。环境学专业早在1970年代便在该大学设立，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旨在推进跨学科研究环境问题的独立研究中心。中心的老师来自于上述不同学院和专业的讲师和学者。在中心开始运作后的二十多年间，取得了杰出的科研成果，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研究生。环境学——这门综合学科经历了它的一时之盛。但早在1996年，我的导师同澳洲另外一所大学的学者便撰文对当时全澳洲硕果仅存的两个环境学研究中心（一所在南澳阿德雷德大学，另一所在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当时的背景是全澳洲的高等院校面临着院系调整，跨学科的环境学存在着被“地理学化”的危险。数年后，二位学者的预言一部分成为了现实：阿德雷得大学的环境学研究中心名存实亡，专业并入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地理系。系内任课老师学术背景的多样性不断减少，学生选课的种类也大幅下降。对于自己所属学科被边缘化的事实，我是感到很难过的，但如果不是做这个课题的论文，作为一个后来者恐怕也是“无幸”了解到这些的。
然而，高校的企业化和功利化对环境学的影响也许是当时两位前辈所没有重点分析到的。古老的大学精神在于探究和传授一切知识，学术有时就是为了学术，而不一定需要有什么意义。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也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整体价值观和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个标榜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时代，大学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工具化，逐渐蜕化成为大生产或为达到一定社会目的工程中的一环。另外，大学资金的来源也决定着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方向。近年来，随着澳洲大学从联邦政府获得资金的比例逐渐降低，筹资渠道的分散化使学校的学科设置和为某一学科的投入必然要迁就世俗的需求以满足学校生存的需要。就环境学科来讲，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要比环境学吃香得多，因为后者不能够给学校带来企业资金，不可能产生短期的经济价值，更无法得到日渐成为学校收入重要来源的留学生的青睐。环境学的尴尬其实也折射出当今大学普遍面临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难抉择。
2.混在绿色和平的日子
第三学期除了做研究和写论文外，我还寻求参与澳洲当地的环保活动。“绿色和平”在我们系里活动看板上所留下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主意。我随后成为该组织阿德雷得市小组的一名志愿者。这个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回国参与中国环保NGO工作的决定。
在绿色和平的第一次活动就是那个“小广告”所说的“绿色和平志愿者之夜”，其实就是一个绿色和平与志愿者互相认识的小聚会。聚会的地点在阿德雷得市的Conversation Council，这是一座由政府提供资金，几个主要环保NGO共同使用的集办公室、图书馆和活动场所为一体的白色小楼。可以说，这里是南澳洲民间环保运动的中心。在这里，你可以取阅到各种组织的资料，各个组织也可以在这里举办他们自己的活动，绿色和平也不例外。在那天的互动活动中，参与者都进行了互相了解，几位既有的澳洲核心志愿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加上后来几次活动中的进一步了解，我尝试给他们画个像：
不论年龄，个个愤青；
充满创造力，爱别出心裁；
行为激进，甚至以被逮捕为荣；
随和友善，过于疯狂却不为东方人接受；
有自己的工作，但总能保持对环保的高涨热情；
在环保中寻找快乐，比起中国的环保人似乎少些悲情
澳洲的绿色和平把他们的活动分为“环保沟通”和“环保行动”两种。前者旨在通过对话与目标对象（一般为污染企业或政府部门）一同解决问题，也不排除运用一些新颖的“对话”办法以引起对象的注意或使之感受到压力。后者则是在前者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采取的公开行动，通过动员公众和媒体的力量以达到目的，这样的活动往往带有对抗性。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激进”的绿色和平通常都是已经在“沟通”上碰壁，而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先后参与过两次绿色和平的活动，一次是“行动”，另一次是“沟通”。
第一次活动是针对某国际石油公司，绿色和平及其伙伴组织指责该公司是极少数至今仍不承认全球气候变化事实的企业之一，不仅不主动承担发展绿色能源的责任与义务，还涉嫌不惜重金聘请“科学家”为其立场进行辩护。行动的方式很简单但却是“秘密”的，志愿者们准备在夜晚行人稀少的时候，沿着主要街道张贴反对这个公司的“小广告”，呼吁消费者对这个公司进行杯葛。这种方式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于深受“街头小广告”之害国度的人所不能接受。即使当时能够接受，也不敢，因为身在异乡，总有小心翼翼的危机感。作为新加入的志愿者，我还是跟着去溜了溜，战战兢兢地当个“帮凶”放放风······那一夜就总算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在亲眼看到这些街上已然贴好的“小广告”时，心情十分复杂，虽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但也仍希冀它们能给人带来的不是反感，而是本来真正想要给人们传递的信息。
 好在第二次的“沟通”活动就要“合法”得多，这回是针对转基因。问题是：鸡肉是澳洲人民重要的食品之一，而现在有一家最大的鸡肉生产商正在给鸡喂养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绿色和平希望通过做一个澳洲主要连锁超市公司的工作，给生产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再给鸡喂养转基因饲料，或至少能够开始在这些鸡肉的包装上加上“转基因饲料喂养”的标签。这个活动也是当时整个澳洲民间组织关注转基因食品运动的一部分，志愿者所要做的就是到这个超市公司的大型商场去与经理进行沟通，希望他们把信息带给更高一级的管理层，同时向商场的顾客宣传，收集他们的意见并交给零售商和生产商。
整一个上午，我们跑了两家该公司的大型超市。在超市门前，我们身穿专门的T恤，把眼睛都蒙上，象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剥夺了，还一边叫口号。蒙眼睛这一招还是我从广州绿色和平那学过来的，澳洲的志愿者们也欣然接受。我们还有一个志愿者身披道具，扮演一只公鸡，嘴里吆喝着：“蝈蝈蝈！我不要吃转基因的玉米！”这一招更引起了路人的注意，纷纷上来问明缘由。我们自然也有没蒙着眼睛的志愿者向他们发放传单，耐心解释，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志愿者中还有一位代表直接找到超市的经理与之沟通，表达我们的主张。而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不论是超市的保安还是其他工作人员，对我们都比较的友好，一点都没有如临大敌的紧张戒备，超市经理更是很耐心地听我们志愿者代表的解释。我想，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需要这样的宽容、耐心和理性，这不正是当今中国在处理众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所应该学习借鉴的吗？
3.澳洲的环境日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这个日子真正对我个人有意义也是从澳洲开始的。因为是绿色和平的一名志愿者，所以被动员加入到了2004年的环境日活动中。
 那一年，澳洲各民间环保组织（包括绿色和平）把环境日活动的主题定为塔斯马尼亚温带雨林的保护。环境日当天，澳洲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悉尼和墨尔本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公众参与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温带雨林，同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自然遗产地之一的塔斯马尼亚岛西南部广阔荒野的保护。
这次活动的领军组织是澳大利亚Wilderness Society（荒野社会），其他环保组织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事实上，绿色和平的几名骨干志愿者同时也是Wilderness Society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正是这种人员上的交叉关系，使许多环保组织能够真正地形成联盟，有机地合作。
这次活动基本上由三个环节组成：维多利亚广场上的集会演讲，威廉国王大街上的千人桉树造型和环绕阿德雷得市中心区域的大游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安排，前几天的筹备工作自然是相当艰巨的，这个时候也更显现出志愿者的作用了！我们这回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放传单，邀请过路市民参加；还负责在威廉国王大街上组织市民组成澳洲桉树的图案。参与桉树造型活动的市民会被发放棕色和绿色的布条，以制造出树干和树叶的效果。我们根据树形的草图，分配了各自在大街上的工作区域，我则被分到了树上部的一丛“绿叶”。当晚，我着实挺兴奋的，怀着一份期待准备把自己的活干好。
第二天的活动如预想般的轰轰烈烈。因为恰逢休息日，大批市民参与其中，也有不少是专程前来的。事先被通知的警察也在最准确的时间为市民们让出了威廉国王大街——阿德雷得市的中轴线——的一侧机动车道，供大家组成桉树的图案。那颗巨大的由人群组成的桉树所产生的效应从事后的媒体报道便可见一斑，但除去此，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另外两个环节中所闪亮的光彩。
首先，在维多利亚广场集会开始的时候，主办者邀请阿德雷得市的土著代表用土著语言为参与市民致词。其中一部分翻译后的大意竟是，他们，这里的原住民，阿德雷得市中心这片土地的古老拥有者，赋予活动主办者和所有参与者今天使用这片土地进行活动的权力。听到这段话，当时不禁为之一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类似于阿Q式的宣言，土著几乎没有任何他们所说的权力。但如果联想到澳洲土著在数百年间与欧洲殖民者斗争，艰难争取他们正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历史大背景，主办者安排这样一个动人的场面，不啻是澳洲民主进步力量在不断反思历史，争取各民族平等与大和解的又一鲜活例证。
而当活动进行到大游行时，在长长的队伍前方走着几位打着鼓点的志愿者。那是一种可以让人跳起舞来的节奏，于是队伍中就有人一边走一边跳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也都跳了起来。环保组织的骨干们更是在队伍的两头来回跑，带着大家呼喊着口号。我注意到队伍中的每张脸都洋溢着无比欢乐的神情——环保在这里更像一个嘉年华，一个大Party。理念，诉求，娱乐，自我表现······，这些词在这里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把他们混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4.两位大师
民间环保组织给人的印象当然不应只是行动，更应该有思考。在阿德雷得大学学习环境学，最开始接触的课程便是思辨性很强的环境哲学与伦理。这门必修课不仅为我后来的学习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而对于现在的我——一名常常奔忙于现实的“项目”、“活动”或“联络”的环保组织工作者，那时的所读所思，也总能及时地提供反思与批判的源泉。
要提到那一段学习环境哲学与伦理的经历，就必须要提到James Lovelock和他所提出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也正因为了解了盖亚假说，James Lovelock成为我心目中环境学领域的偶像。
 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位大师其实很偶然。当时，在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讲师为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选择一位在环境哲学与伦理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了解他们的学术理论或主张，在一个月后的课程内部研讨会上为大家陈述。讲师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些重要人物的名单供选择。拿到名单后，我懵了，因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无法作出选择。在一周后的课上，我和几位同样没有选的同学只能接受讲师的摊派。在决定了其他几位同学的研究对象后，剩下了我，也“剩下”了James Lovelock。讲师问我如何，我说好吧。事后回顾这段经历，我实在是有理由怀疑这帮老外同学都挺“贼”的，也许是他们故意避开James Lovelock的，因为事后发现，他和他的理论竟是一个十分难以驾驭的题目。但，我感到得更多的其实还是幸运。
James Lovelock博士是英国的独立大气化学家，他在六十年代曾服务于美国航天局（NASA）。因为参与该局探寻火星的维京号太空船计划而从事分析火星大气构成及其与地球大气对比的研究。在研究后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诚实，给当时的航天局拨了一盆冷水：尽管政府和民众对火星生命形式浮想联翩——航天局也是借助着这样的一股狂热对发射火星轨道飞行器倾注了大量的资金，从火星大气的性质可以断定火星上肯定不存在生命，维京号计划的意义有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James Lovelock批评的航天计划却触发了他后来对“地球母亲”的科学想象——维京号发回来的那张著名的从太空看地球的照片使他开始思考这颗神奇的星球作为生命整体存在的现象。
离开美国航天局后，James Lovelock根据他对地球上几种重要物质，如碳、氮和盐的循环的研究，以及对科学理论最大胆的突破，提出了关于地球生命体的“盖亚假说”，即，地球上的生命并非只是被动地适应着它们的环境，还通过一定的过程控制着环境使之适合生命的生存；非生命的环境与生命共同进化，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有机体（不同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的概念）；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地球女神的名字，用她来比喻地球这一整体的生命现象。此科学假说一面世就风靡了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西方环境保界，为环境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科学与伦理的动力，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论。
这里且不论这个假说是否正确——也许更重要的是为多少人所接受。在我看来，这个三十年前提出的理论对当今环保运动的思想领域仍具有启示或启蒙的作用。试列举其二。首先，盖亚假说从一开始就颠覆了以往线性的环境资源说，它告诉我们，人类并不会等到地球资源耗尽的那天才会面临生存的危机。由于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地球上的生物圈与非生物圈层的各要素环环相扣，只要某一个“器官”或“循环”作用失常，并超过了“盖亚——地球母亲”的自我调节能力，人类便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而且，人之所以为人，是“盖亚”几十亿年进化的结果，人反过来也是“盖亚”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科技能使人类逃离满目疮痍的地球，脱离了“盖亚”这个大的有机体，人到时还能成为人吗？难道支持人类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仅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课本上所学的几种生命要素那样简单吗？
有正义感和道德关怀的科学家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发现科学的反面，从科学的反面一定会提出伦理的新要求。James Lovelock始终强调自己是科学家，但他不知不觉就走向了伦理，虽然他一度坚持的是“盖亚的伦理”。从盖亚的伦理出发，他认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被引爆，盖亚经过一段时间仍能够重生，因此核武器不是问题。James Lovelock的这一看法招致了环保人士的批评，但晚年的他从盖亚的伦理走向了人的伦理：从人的角度考虑，他认为核武器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盖亚的伦理”和“人的伦理”的碰撞其实孕育着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盖亚假说为“人保护自然的责任”提供着一种非主动和非道义的理由。也就是说，人要保护自然的根本动力不是因为人处于自然界的上位而有所谓的“使命”那样做。而恰恰是因为：在“盖亚”之中，有着比人对“盖亚——地球母亲”更重要的生命形式，如热带雨林，甚至是不起眼的细菌；盖亚的“生命力”很强，但从一个物理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时代到一个对普遍生命都有利的稳定时代则要以万、亿年的时间来计算；而人类若是不能保护好生态系统，使盖亚稳定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形态下，失去了盖亚的这个时代，我们还能等到她的下一个时代吗？这样听起来，好像让人不太舒服，但我宁愿把环保的意义放得更低调一点，因为如同物竞天择一样，协作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同样也是人类的本能。
最后要提到的另一位大师是Peter Singer。与James Lovelock不同，他是专门研究环境伦理的。前两天在万圣书园的打折柜台上看到了“自然之友”多年前组织出版的他的名著《动物解放》。当时就买下了一本，不只是因为它便宜，也是留作纪念，因为在阿德雷得大学留学时，现场聆听了他在学校礼堂所作的环境伦理学的演讲。在演讲前早已对Peter Singer，这位澳洲本土的伦理学巨匠有所耳闻，因为他也位列于环境哲学与伦理课上要求同学们研究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单之中。而且，在后来所有看过的有关环境伦理的书和概述环境伦理学的文章中，都会看到他的名字。
我记得那是2004年7月一个寒冷的夜晚，Peter Singer时任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教授，造访阿德雷得。我和几位同学慕名而去，而且还早早地买了入场卷。但老实讲，那天，在一直让人哆嗦的礼堂里，Peter Singer的演讲十分平淡。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他和他的理论比别人了解更得多些。除了一睹尊容的兴奋外，让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事竟发生在会场之外——近10位年轻人点着烛火抗议Peter Singer的来访。除了抗议的标语外，他们还向前往听演讲的人发放传单。面对这样“奇怪”的事，我在散场时特地向其中一位索取了传单，想弄清楚缘由。原来他们抗议的理由是，在Peter Singer的伦理学中，“动物应享有比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士更多的伦理上的权利”。他们为此在传单上引述了Peter Singer本人著作中相关的言论，他们甚至极端地认为Peter Singer的伦理学与法西斯无异。看到这些，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抗议者中有一位是坐着轮椅的。不过，单凭这传单上的内容，即使是作者本人的言论也不能就此断定是非。没有全面了解他的著作，特别是被引用言论的上下文，就做些判断也许会有些草率。虽然至今我还未去考究这些疑问，但当晚的这个“抗议”本身已让我很有感触。在那样的一个社会中，学术权威也会被公开的质疑与批评，没有人能坐在神坛之上。不同的观点，只要是理性的、有根据的，都有它的一块天空，都能为社会大众所包容。这样说，并不是觉得我们在这里也要学着去抗议什么学术权威，而是相信，给人们更多的讨论问题的空间，讨论问题的人也力求言之有据，对我们的环保事业乃至更大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会更有利。
澳洲与中国——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我。今天在环保领域工作，却总能找到三年前的印记。希望自己会常新，但也不会放弃怀旧；而且如果这几点“旧”会给关心环保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新”，这寥寥的文字就是有意义的了。 |
